雷军表示，厂商也有专门的打假队伍，也得到了各地工商、公安部门的支持，但成效不大，打假问题不仅是厂商的问题，主要问题在于许多制假者跨地域制假。“除非你能抓住一大批，一大片，否则抓住了几千个，案值很低意义不大”。

打击过程中，还可能碰到地方保护，因为不管是制造厂家、销售市场，大家都有税收，都能带动GDP，制假地的政府参与打击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在南都马上问调研的企业中，不少企业遭受过侵权行为，但并非每一家都选择主动积极维权。取证难、维权成本高是主要问题。

东莞市德尔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辛创介绍，早前就曾有企业用德尔的商标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提供给德尔能合作的一个经销商，“取证比较困难，企业没有精力，如果不是造成过多影响，时间长了也就过了”。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打赢了三场知识产权“官司”，不过谈及维权成本，国佳新材董事长王海波说，如果不要求索取巨额赔偿，法院判得快，成本也就几万元。但若要索取赔偿，案件就会变得很复杂，得不偿失。“我们已放弃这种索赔，只要求对方道歉，下架商品停止销售”。

黄建平也在建议中提到，网络证据本身具有时间短、易丢失、难保存、跨区域、不规范等特点。“我们公司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打假的法务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他说，现在违法分子多数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居无定所、流动作业，甚至将服务器分散到境外，导致被侵权的实体企业取证难，维权成本远大于侵权成本，即便胜诉，也无法认定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所获收益。“法定酌情赔偿没有明确的计算公式，实践中酌定赔偿额超过50万的都凤毛麟角，不足以威慑侵权人“。他认为，若是“劣币驱逐良币”不仅会让实体企业成本大幅增加，更严重影响实体企业的创新激情和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