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陶然48岁，喜欢穿POLO衫或并不修身的西服。讲话时眯着眼睛并佐以手势，他用阅历和直觉下判断——“问两三个问题，交锋一下，就基本摸清了。”

1987年，出生于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孙陶然，坐绿皮火车穿山海关入京求学。他以吉林省高考第四名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录取。

那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年，当年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执政者再次审视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形式，在会后报告中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同一时期各大媒体都在发表宣扬经济建设成就的文章，空气中活泛着雀跃的气息。也是在那一年，创业三年的柳传志在深圳被人骗了300万元，这让他一度“想找板砖拍人”;潘石屹则第一次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深圳，觉得经济特区“每个人都过得那么开心”。

孙陶然少时的理想是做将军，但改革开放让他改变了这个愿望——这是一个需要经济建设人才的时代。1991年，大学毕业的孙陶然被分配回吉林的建筑公司，但他去新单位报到的当天就办理了停薪留职，回京“下海”了。他入职了民政部旗下的四达集团，两年后成为四达广告公司的总经理。此时一份报纸的改革拉开了孙陶然创业路的序幕。

1994年年底，北京青年报社长崔恩卿提出报纸不应仅是newspaper，更应是usepaper，并推出两项变革，一是报纸变厚，将此前最多8个版的报纸加厚到16甚至更多版;二是创办大众媒体的产经周刊，在传统的时政内容之外引入产经信息，并推出北青报电脑和汽车两个副刊。

孙陶然承接了电脑副刊，就是后来的《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周刊》。 “每周四个版，其中两个可以卖广告”——代价是一年需要向北青报交纳428万元买断费，而当时四达广告账面上的资金只有3万元，与需要预付的第一季度107万定金相去甚远。

这个缺口最终被集团借款和员工集资款填平，但孙陶然欠了集团60万的借款和员工40余万的债。

当时电脑是稀缺物品，大部分电脑企业也只在《计算机报》或《计算机世界》之类的专业媒体上做广告，大家认为电脑这种“专业化商品”不必向大众做广告。

孙陶然要改变这些看法，将电脑行业的内容引入大众视野。但当时北青报内无人懂电脑产业，于是他“自封”首席记者，亲自上阵，开设《与老板对话》专栏，采访了包括柳传志、王志东、雷军在内的多位IT企业高管。但直到6月份四达广告都没有拉到一单广告——“每出版一期，我就知道十几万又没了。”孙陶然对《财经天下》周刊回忆。

第二季度收款时，北青报征询他意见“是否退掉一半版面，以减少成本”，孙陶然断然拒绝，“四个版赔的钱，两个版怎么赚回来?”

随后他做了一个可以用孤注一掷来形容的决定——将公司仅有的十几万元全部用于营销，这笔钱被用来承包北京大兴区的一个度假酒店。四达广告在这里开办了一场当时“高规格客户研讨会”——两天时间内，他们请来了近30个广告主，“吃住在度假村，搞座谈搞联欢”，并为每个客户配备一个“自己人”为其“洗脑”。

那是1995年的7月1日， “玩儿的很嗨”的客户们尽兴而归，但依旧没有下订单。

转机出现在8月，佳能首先表达了合作意向，购买年度广告，随后半月内《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周刊》的年度广告被一众IT企业抢空，此后每年招标时，第二年的广告版面就被定完。

“第一年赚了一两百万，第二年赚了一千多万。”孙陶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