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特殊的官商关系，打造了韩国特有的财阀企业，很多外国人戏称韩国为“韩国株式会社”。

上世纪80年代，按韩国的“反托拉斯法”，“财阀”(Chaebols)的定义是：总资产在4000亿韩元(按当时汇率约合5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集团，当时韩国共有43家财阀。

但包括乐天在内的这些财阀并不会永远生存在韩国政府的温室中。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一批韩国大企业深陷危机之中，韩国经济也遭受重创。国际货币组织(IMF)随后直接介入韩国改革和调整方案的制定，方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改革企业结构，直指韩国财阀。

财阀企业的发展被诸多限制，包括当时韩国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在内的55家大企业相继关闭。而乐天在改革中存活下来了，并在20世纪末成为韩国十大财阀之一。曾有人这样形容乐天在韩国的地位：

三星集团也许是韩国最成功的“财阀”，但乐天集团却是韩国最无处不在的“财阀”。这家公司的业务遍布零售、旅游、石化、建筑和金融行业，雇员总数超过11万人。韩国人可以买到乐天巧克力，在乐天影院看电影，在乐天超市购物，用乐天信用卡付钱，然后回到由乐天保险保护的乐天公寓中，韩国人就生活在一个“乐天世界”里。

乐天在20世纪末躲过了金融及改革危机，却在21世纪陷入了内部权力纠纷、贿赂、逃税漏税等丑闻，如今更是被迫卷入了“萨德”政治事件。

在韩国，财阀企业普遍由内部家族控制，据资料显示，财阀家族成员几乎占据了财阀公司中75%的总裁和经理董事职位，乐天集团也不例外。辛格浩曾经说过：“我相信的只有家族”，他的两个儿子——辛东主、辛东彬也深入参与到乐天集团的运营中。

按照辛格浩的计划，长子辛东主继承日本乐天、次子辛东彬继承韩国乐天，日本乐天为韩国乐天母公司。换言之，长子辛东主是辛格浩的正式继承人。辛格浩曾对媒体说，“我的继承人自然是长子，不论在韩国还是日本，这都是传统”。

但次子辛东彬不仅善于经营，且得“民心”，在2004年时，辛东彬已将韩国乐天的销售额做到了日本乐天的13倍。但优秀的业绩并没有帮助辛东彬成为继承人，同时，迫切的辛东主也在暗中增持韩国乐天——动了弟弟的蛋糕。

2015年，“两子夺嫡”正式上演，辛东彬一度罢免了父亲辛格浩的会长职务，保留其“名誉会长”头衔，辛格浩也表示“不会原谅辛东彬”。不过一向支持次子的重光初子，找到了优衣库会长柳井正，穗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等助阵，辛东彬最终赢得了内斗的胜利。

辛东彬的胜利并没有解除乐天集团的外患，兄弟之争引起了韩国民众对乐天“血统”的质疑，认为韩国乐天只是为日本输送利益的冒牌“韩国企业”。

2016年6月，乐天集团发出秘密资金、贿赂、逃税漏税丑闻，传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执政五年期间，乐天资产增长两倍，一直拿不下的项目，也在李明博上台后拿到批文，怀疑双方存在密切关系，乐天成为调差对象。2016年11月，韩国爆出崔顺实“干政门”，乐天再次接受调查。

调查发现：

2013年，朴槿惠曾邀请韩国主要企业集团总裁到青瓦台共进午餐，辛东彬曾位列其中;

2016年2月，朴槿惠分别和SK集团会长、乐天集团会长单独面谈，此后SK、乐天集团向崔顺实实际控制的Mir财阀和K体育财阀分别捐出111亿韩元和49亿韩元。韩国检方怀疑乐天和SK以此为代价换取在首尔市区的免税经营权。

整个2016年，乐天总共被查抄搜查10多次，“水逆”指数不输三星。这还不止，去年9月，韩国国防部将乐天集团的星州高尔夫球场确定为“萨德”最终部署地，2月28日，韩国国防部与乐天集团正式签署换地协议。乐天集团因此被国人关注，民间重演了去年抵制肯德基时的行为。

乐天集团自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截止2015年12月，乐天已在中国内地24个省份和直辖市开展业务，仅零售领域就有5家百货店、100家大型超市，乐天在中国的商业范围并不小。是什么让乐天决定冒着商业风险也要为“萨德”提供用地。

从上述综合分析：

一是，韩国政府、财阀间历来关系紧密，财阀在必要时刻协助政府是应尽“义务”;

二是，饱受审查、丑闻折磨的乐天，无力在与政府对抗，碍于压力妥协;

而乐天集团某高管对此并没有过多赘述，只说，“所有过程都由政府主导，作为企业，我们没有其他可说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