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纷拥而入的中国手机厂商们本有可能聚集一起，在印度构成一个中国产业新区。

2016年，中国两家房地产厂商万达和华夏幸福在印度接触过一些手机产业链公司。他们设想通过吸引手机相关公司入驻，在印度市场打造出一个样板产业园。过去一年时间，万达、华夏幸福先后与哈里亚纳邦签了购地开发协议。

不过，两件事打乱了部署。一，万达所购地拆迁过程中遇到当地居民抗议;印度土地私有，由政府代征仍然引起很大反弹;二，中资小企业到印度，宁愿选择租赁厂房求“短平快”，不愿入驻产业园区，像OPPO、vivo等大公司，可以自己与印度邦政府谈投资。海伦堡地产投资副总监宋林立认为，在印度投资，各党派、政府机构相互牵扯的大环境之下，不是莫迪政府出台一个鼓励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就能立竿见影。

最终，同在哈里亚那邦的金立、闻尚等，选择自己解决建厂问题，没有进驻由万达所建产业新城。

对中国人而言，印度很多方面可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这点海派印度负责人王秀春印象尤其深刻。海派属于航天科工集团，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2016年3月来到印度。当时，海派进驻诺伊达较早，王秀春没有先例可借鉴，凡事得自己摸索。

注册公司是第一个困难。在“中国注册公司，办法律文书，办财务，部门有一个很明确文件讲清楚，一般研读完就搞明白了。”王秀春说，印度却没有成文办事规则，搞清楚有哪些优惠政策都很难。

印度莫迪上任总理之后，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经济，拉动GDP，想要发展“印度制造”，但是印度28个邦都有自己的首长、法律，邦与邦之间还有税。手机建厂的外商注册办法，邦里没有明确条文，主管部门也不明所以。

“你要一步步地去问，走到哪儿算哪儿。”王秀春说，“问个路，印度三个人可能答案都不同。”王秀春对印度人发散性思维与中国人求标准答案的思维区别很烦恼。

第二个困难是找厂房。国内工业厂房都很标准、清晰，但印度2万平方米以上承重设计、内部结构达到中国标准的极少，这是一些公司购地建厂的内因。

王秀春在印度的工作推进远达不到他的进度要求。一边找厂房、一边注册公司，耗去了半年时间。厂房建成之后做工人培训，全套资料从国内找来翻译。印度求职人员虽多，但是像国内那样的熟练技工却难找。

海派订了一些基本选人标准。第一考虑男员工，不要女员工，避免晚上加班;第二，学历至少高中以上，能说一些英语;第三，在Micromax、LAVA、Intex手机公司工作过优先，可以减少培训，工资可以从之前的600百元人民币上涨到1千块;最后，年龄不要超过30岁，年龄小有培养潜力，没有工作经验的都是500元人民币月薪起，人均工资大概1100元-1200元全包。

“印度人动作慢，能偷懒就偷懒，流水线开不了那么快，只能开到70%，效率低、技能低造成材料报废多。一个月给他开1千块钱工资，说实话，相当于国内工作标准给他开了2千块钱。”王秀春说，一起算下来，在印度投一个工厂，比国内同样面积工厂成本至少要高一倍。

坐镇vivo印度工厂的支月朗的遭遇比王秀春好不了多少。尽管印度生产线不是新进的高难度工艺，只是把国内的一些设备平移过来，加上人工便宜，降低了零配件进口关税，但在印度开工厂并不比国内便宜。

”印度的东西质量不好，想长远发展的工厂都从国内拉物资，成本因此攀升。”支月朗告诉腾讯科技。

印度为了引进更多手机厂商到国内直接投资，还提升了整机进口关税。整机加征大概13.5%关税，意味着1千块钱销售收入要加135元人民币税，但进口零配件则免税。下一步，王秀春打算建一个大工业园，把手机、配件和更上游的材料都引进来。

“中国手机产业链在往印度转移，早来、晚来，我估计大家都得来。”王秀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