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植保队人士与李耀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据中国农用航空植保协会调查数据统计，2016年全国仅有10%的植保队达到营收平衡。这与200亿规模市场蛋糕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下，诸多业内人士对于适合植保无人机发展的农业市场进行探讨，同时指出，这条产业链发展并不均衡，上游制造商和农民用户均享受着市场红利，唯独植保服务这一中间环节亏损严重。植保无人机在吉县作为一个典型样本，或表明农业区域的选择是决定能否盈利的关键要素。

在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中，几名植保队人士称对李耀“很羡慕”，但他们仍然没有选择如山西吉县这样的农业区域，他们认为，除果树这类高附加值的小规模农田外，决定中国农业经济命脉的仍然是新疆以及东三省地区的大规模农田。

李江(化名)，自2014年起在新疆做植保服务，在2017年初决定放弃植保业务，谈到此，他称2016年来公司植保业务一直是亏损的，自己“身心疲惫”。

今年李江将植保队伍从二十几人缩减到五六人，因为他意识到，公司作业成本过高，正以高价人力换取农民的低价人力。在新疆北疆地区，他所服务的农田作物以小麦为主，农民每亩付8元，而他提供的植保服务中要投入飞机操纵手和管理人员的人力，需要人员工资、车马费、住宿费、烧油费等。在服务农民的时候，他发现大部分农民不舍得花钱，因为相比农村青年劳力，经过无人机操纵、农田作业等一系列培训的飞手，是更高价的人力资源。

为此困惑的，还有来自辽宁省的植保队队长赵成(化名)，他认为，低频次也导致植保无人机人力成本过高。他所服务的水稻田每亩10元价格本就不高，又受到作业季的限制，服务频次不高，在非农忙时期，公司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而仍要支付植保队人员工资。

而在李江和赵成的眼中，在新疆和东北作业区域，植保队的供过于求。这导致了企业议价能力不足。植保队一拥而上，但大部分农民却并非像前述的刘新柱，更多是在观望中。

这也因为部分植保队靠低价揽活扰乱市场秩序。李江称，在新疆地区，一部分植保队发现市场问题后及时关停了服务，但另一部分“每亩只给6、7元钱他们都干”。结果是，他们为压缩成本往往不按技术和服务指标作业，或代理质量不合格的植保机，这些植保队伍从一个地区跨到另一个地区，在各农业大省中不断尝试，往往都做成了“一锤子买卖”。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植保无人机服务的信任。